Date of publication: July 14, 2008
Source: 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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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龙
7月2日，两位当事人固执地要向刘陆训律师表达谢意——请吃一顿午饭。对于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两位打工者来说，这已是奢侈的感谢方式。
作为劳动法诊所的专职律师，刘陆训已多次拒绝过类似的“宴请”。设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劳动法诊所是一家完全公益性质的“诊所”，有40多位劳动法专家、法律专业师生和专职律师。这些专业人士为前来咨询或者委托代理案件的人提供免费的劳动纠纷 “解决方案”。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大幅上升，是当前中国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有关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是1987年的80倍。《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就是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是，作为弱势的劳动者对相关劳动法律不了解，而律师却不愿意接这样的官司，因为收益太低。
劳动法诊所是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资助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谢德成是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劳动合同法》课题组专家。
谢德成认为，现在也有一些具有公益心的律师致力于弱势群体维权，但大都属个人行为，劳动者民间法律援助长期机制一直未有较好的建立。
诊所
这一天诊所的首位来访者是位遭遇丧子之痛的老人，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职于西安一家监理公司，劳动合同是与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属劳务派遣性质，后来建筑公司请吃饭，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被灌酒过量身亡。
协商的结果是建筑公司答应出15万元作为补偿，人力资源公司和监理公司则承诺共同补偿3万元，但老人感情上无法接受，他来咨询的问题是：要不要起诉，起诉谁？
刘陆训给他的建议是如果在工资等问题上还有争议的话，先不要起诉，尽量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完全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老人离开后，刘陆训说，尽管可以理解老人的感情，但这种情况下起诉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双方均存在过错，走法律诉讼的话，可能最终还拿不到这个数字”。
“其实很多律师在面对当事人时都会‘留一手’，如果什么都告诉你了，律师还赚什么钱呢？”刘说，诊所因为不涉及到经济利益，所以都会尽可能详细准确的指导当事人怎样去做。
一直坐在桌旁的张蓓蕾是位漂亮开朗的姑娘，负责为每个案件做记录。刚参加过毕业典礼的她放弃了一家服饰公司的职位——尽管这家公司的薪水比诊所要高得多，但她还是希望能做“与法律有关的事情”，同时也能帮助一些人。
诊所开业到现在两个多月时间，案件记录已经积累了厚厚几册。
律师和费用
诊所的费用来自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的资助。“为了诊所的长期存在，诊所必须努力工作，例如将案例的资料、总结等收集起来，整理成册，以备基金会的检查和审核，尽量争取他们的继续支持。”谢德成说。
刘陆训等诊所专职律师可以从诊所领到一笔薪水——这与他们之前的收入无法相比。刘是西安颇具声望的律师，同时担任着多家房地产商、金融企业的法律顾问。
“坦白地说，我来诊所之前只代理过两个当事人是劳动者的案子，其他都是接的用人单位”，刘说。这两个劳动者的案子也不同寻常，当事人分别是一位东航飞行员和前陕西国力足球队的队长朱永胜。
“一般打工者的案子，牵扯到的标的额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律师得到的代理费与付出的劳动量完全不成正比。”刘陆训说。
但从业时间越长，刘越觉得，律师的完全职业化是非常可怕的。在相当多的时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用人单位完全可以慢慢跟劳动者 “耗”，“先劳动仲裁，然后一审完了二审，打工者怎么可能耗的过单位呢？”
在代理用人单位案件时，刘所面对的很多劳动者都不请律师，“很多举证根本不构成证据，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他们真的很可怜，但我的职业决定要保证己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时候我只能尽量做到语言和语气上不刺激到他们”。
很多律师都经历过这种心态上的变化，继而热衷于公益援助。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麻侃就是其中一位。麻侃在家乡的义乌论坛网上，以“麻律师”之名义务回答各种咨询，“尽管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应该完全理性，在执业中尽量避免感情波动，但很多时候，内心的操守更为重要。”他说。
这些注重内心操守的律师推动了如“公益诉讼网”等律师志愿者组成的NGO组织的次第出现，但是，经费始终是这些民间组织拂之不去的难题。
劳动法诊所除了ILRF的资助，西北政法大学在办公设施和场所上也有一定的支持，此外就是诊所自拉赞助。此前已有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提出要资助，但考虑到资助方多了，会对诊所的管理带来不便，便拒绝了新的资助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两年后基金会停止资助，诊所继续运行也不成问题。”谢德成说。
能做多大？
很多当事人希望诊所能够代理他们的案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免费。
中国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通过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其实质就是政府替低收入群体来“购买”法律服务。但《法律援助条例》在具体操作中一直有难度，“要求每个律师每年至少代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但一般每次只有一两百元，没几个人愿意去。”一位律师说。
劳动法诊所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劳动者维权的民间实验，但是其究竟能取得多大现实收效，目前尚不能知。西安市总工会一位人士建议，诊所应与各级工会、劳动部门、信访部门加强联系，甚至与法庭联系，协助办案，或是多参与劳动纠纷案件的调解。
一位西安本地律师则认为，诊所要想发展，必须争取民间资金的进入。
而谢德成则希望通过诊所的实践，一方面提高学生对劳动争议案件的操作能力，同时也能让他们树立公正正义的理念——他们有一部分人未来会成为律师。
虽然 《劳动合同法》存在诸多争议，但谢德成认为现在无法评价这部法律是否存在偏差。因为法律的真正价值是否得以实现，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判断出来。